虽说时令已经进入十月上旬，但是，赣南腹地军事重镇于都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就连那令人讨嫌的苍蝇、小咬等蚊虫也照旧与人为敌，搞得人们处处设防，不得安宁。
夜幕笼罩着大地，于都已进入了梦乡，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灯还亮着灯光。一位体格魁伟、身着红军灰色干部服装，但风纪扣未系的中年人驻步屋中，他蹙眉凝视，似陷入深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右手拿着的那把破旧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机械地驱赶着大小不一的蚊虫。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湖南韶山，但他被蒋介石骂作山大王却是在江西的井冈山。如果说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乳，那么赣南的大地则是成就当代大军事家毛泽东的第一摇篮。事后追论：湖南留给毛泽东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赣南则是把这种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为行动的实验地——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突围长征的七年时间中，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屡遭打击的年月。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敢于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挑战，他不仅带头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第一个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可谓是官居要职，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国民党决裂，抛弃高官厚禄，带着手拿梭镖、鸟铳的泥脚杆子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蒋介石军事集团争天下，这都显示了毛泽东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胆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
毛泽东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大权之后，在从事地方工作的同时，仍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向中央积极建议。当他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李德等人否决之后，他仍旧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深入基层，广泛地做调查研究，默默地为中国革命积累经验。自然，他在这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为此，他曾写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诗句。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对革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又无比乐观地吟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剩下的仅是战略转移一途了！与此同时，各种风声四起。而毛泽东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更是放心不下，几经思考，遂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并“要他多注意军事情况”。毛泽东遂于九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于都。
在于都，毛泽东迅速“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意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当他收到周恩来催问军事情况的电报之后，遂于九月二十日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人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选择突围的起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接着，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战略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为此，他“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等。同时，他还在于都接见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那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日渐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恶性疟疾。他“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陷，脸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吓得随行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
中央获悉毛泽东在于都染疾的消息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往于都，为毛治病。
傅连暲出身贫寒，早年就读并毕业于福建汀州亚盛顿医专，后任福音医院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南昌起义的一批伤员来到汀州，他自此即为革命工作。毛泽东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尤其是在毛受到博古等人排挤养病的时候，曾受到傅连暲医生的诊治，并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三年春，傅毅然把福音医院迁至瑞金叶坪，并参加红军，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等职。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当他听说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之后，急忙赶到于都，为毛诊治。在他细心地调治下，毛的高烧逐渐退去，但他那十分虚弱的身体还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恢复。因此，傅医生深沉地对毛泽东说：
“要暂时把革命工作放一放，集中精力把身体养好。”
但是，毛泽东深知局势的险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革命工作于不顾而专心养病。因此，他违心地点点头，遵医嘱吃过药，把傅连暲送走之后，就又驻步屋中，独自思索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大事。少顷，警卫员吴吉清送来了一些文件，他又伏在桌上认真地看了起来。
傅连暲是熟悉毛泽东的个性的。同时，他也依稀知道毛在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中的作用。因此，他在睡觉之前又来到毛泽东养病的房间。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位大病未愈的病人还在专心翻阅文件，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泛起，使他不得不动情地说道：
“你是我的病人，我有权要求你休息。”
毛泽东抬起头，看着傅连暲那严肃的表情，他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
“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傅连暲一是深知毛泽东的性格，再是他自己也为紧张的局势担心，故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毛泽东休息。
“连暲同志，你离开瑞金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大家都在议论突围转移的事情。”
说到红军突围转移，在上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由于决定战略转移的权力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故何时进行战略转移、从何处突围以及转移到什么地方等都秘而不宣，连毛泽东这样官居高位的领导人也不知晓。他看了看傅连暲那沉郁的表情，就没再说什么。
然而在傅连暲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定知道这些大事的。另外，他十分敬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沉吟片时，遂又以求教的口吻问道：
“你看，红军突围转移应选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