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这件事，毛泽东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又想起了今年夏季对会昌考察的往事……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前后，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赣粤交界的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盘踞广东的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在历史上曾三次通电反蒋，自称南天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他个南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离粤赴赣为蒋卖命，消耗实力。另外，“陈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而这次令他参加第五次“围剿”，实则是“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想使他的粤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蒋氏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他进剿红军的行动缓慢，时时考虑在防堵红军中也防堵蒋氏的中央军入粤。换言之，陈济棠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服从蒋氏的命令，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厉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有鉴于此，毛泽东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或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南线。欲达此目的，中心问题是利用蒋、陈矛盾，搞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恰在这时，陈济棠为给蒋介石做个样子，集中兵力攻打广昌。在北大门广昌失陷前的一个星期，防守南线的红军被迫退出筠门岭。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对部队讲道：
“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针对部队想夺回筠门岭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又告诫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总之，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能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获罪于陈济棠，将陈氏把守的南大门紧紧关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把陈济棠推到蒋介石的一边，而且也等于断了红军突围的通道。
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七军团司令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听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经过深思熟虑，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命为宜”。这时的周恩来正在考虑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与向陈济棠借路等事，故收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逐下令停止进行收复筠门岭的战役。毛泽东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和陈济棠搞好统战的重要性，在会昌期间曾对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讲过如下这段话：
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事后追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红军与粤军的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会昌期间的心情是沉郁的。他作为诗人，会很自然地借诗咏志，表露这沉郁的心境。诚如他本人在六十年代所回忆的那样：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最后，他终于吟出了一代名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很快就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心境同样不好的傅连暲，只是小声且又低沉地吟了这首《清平乐.会昌》。
傅连暲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重复吟道：“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他似乎从这两句词中得到了答案，遂说了一句：“主席，应该休息了。”于是毛泽东就很不情愿地离去。
翌日上午，毛泽东久久思虑的大事——红军战略转移变成了现实。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特别任务”十有八九就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当即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
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发地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身上集纳着一代救国志士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地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四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发生怀疑的时期。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三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十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