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为湘南重镇，因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由于衡阳位处湘、粤、桂三省的交通要道，因而又是近代新旧军阀争夺的地方。
而今，何键又受命在衡阳组建追剿军总司令部。
何键，字芸樵，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何家屋。早岁在家乡读书，后为追逐功名投军，到他二十九岁——即一九一六年才在保定军校毕业，回乡在赵恒惕陆军第一师见习。后追随唐生智，官运亨通，由营长、团长而升至旅长。待到一九二六年夏，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时，他已升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那时，他也是从衡阳誓师北上，任北伐军左翼，协助第四、七军克长沙、岳州、汉阳。应当说及的，是他首先率部进入汉阳，抚敌之背。不久，即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参与了出兵河南与所谓东征讨蒋，旋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唐生智为李宗仁所败，何回湖南发展。从此，他追随蒋介石在湘、赣两省从事“剿共”，并深得蒋氏信赖，成为湘境政坛、军界的领袖人物。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后，他生怕红军深入湖南腹地，威胁他的统治，故倾其全力尾追，终将红六军团送往湘黔交界处的大山中。当蒋介石发布他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他的司令部仍设在长沙。为向蒋氏表忠心，或曰向蒋显示他的战略才干，他连夜召开会议，并于十三日清晨拟出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追剿计划》，并以密码急电发往南昌行营。
何键清楚自己这个追剿总司令的位置：他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但又不像薛岳、周浑元那样是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大将；蒋氏虽然视他为地方大吏，但又不同于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因此，他在奉命把追剿总司令部迁往衡阳的同时，必须协调好与各方面，尤其是和蒋氏嫡系大将且又任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薛岳的关系。为此，他一俟到达衡阳，即给薛岳发了如下这通客气的电报：
欢迎北路军第六路军入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但是，薛岳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不买何键的账。
薛岳收到蒋介石的任命之后，他认为自己亲率中央军九师之众入湘，还要受制于何键，真是窝囊之极！他凭着所谓的军人的火气电告陈诚，以示不满。
陈诚是一位富有政治眼光的战将，因而他看问题的角度与薛岳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没有参与南昌行营会议，但他完全明白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意。他收到薛岳的不满电文之后，暗自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薛伯陵啊薛伯陵，看来你永远就是一员战将了！”他为了保全并发展自己在军中的派系，立即“复电安慰，认为薛率中央军入湘，又以前敌总名义兼任指挥湘省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
薛岳收到陈诚电报的同时，又收到了何键上述那通客气的电文，他读罢之后，不无鄙夷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我谅你也不敢摆总司令的架子！”但是，当他收到蒋介石命他赶赴衡阳，与何键策定军事计划的电令之后，他一方面不敢抗命不从，另一方面又通过给陈诚、顾祝同等发电，让蒋介石知道他是为蒋屈尊就职的。与此同时，他以无比自傲的心态驱车前往衡阳，想会会这位湘籍的地头蛇何键，看看他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何键遵命赶到衡阳，尚未把追剿总司令部组建完毕，他就又收到南昌行营于十四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的这则电令：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即第一、二道封锁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兄督饬两李（即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其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何键认真地研究了这则电令，正当他准备分别下令实施之际，中央红军于翌日——十五日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上述电令中所最担心的问题——“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不得不向蒋氏陈情，更定其部署。他在电令薛岳、周浑元、刘建绪等人火速来衡阳的同时，又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更定部署的命令。其中特别电示薛岳：“薛总指挥所部与陶、成、章各师及李觉所部，均仍遵元亥电令办理。”
薛岳收到何键的电令之后，以十分不愉快的心情赶到衡阳，拜会新的顶头上司何键。官样文章做过之后，遂与先期赶到的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等及各路军参谋长会商“追剿”红军的计划。按照程序，何键起身宣读有关南昌行营的指示，向蒋氏的嫡系将领薛岳、周浑元等做个姿态：我何键是忠诚于蒋委员长的。接着，由作战参谋报告敌情。而作战参谋例行公事似的照本宣科，大意谓：“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报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一、三、五、八、九等五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夫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十万以上。唯沿途被截追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璋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六七万人（内民夫很多）。”这就是当时何键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敌情”。
从上述材料可知：上至南昌行营的主帅蒋介石，下到所谓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均不知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足见得对“敌情”掌握得是何等的不准确。再接下来，就轮到何键主持所谓的会商会议了。他十分客气地说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下边，请前敌薛总指挥先谈谈对敌情的判断，然后我们再落实委座的指示。”
薛岳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将军，他的一切出发点就是打胜仗，并以此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得到军人那特有的满足。因此，他对分析军情、制定作战方案等是非常看重的。可以想见，他对何键所准备的上述“敌情”判断是很不满意的。然而，他这时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实情也知之不多，说不出语惊四座的“敌情”来。况且，他深知即将开始的湘江会战是何等的重要，万一由他提供的“敌情”不确而招致失败，他也吃罪不起。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首次会商会议上不甘寂寞，一定要说出比总司令何键高明的见解，并以此宣泄他位在何键之下的不满。当他听到何键有意点了他的名字之后，便肃然起身，缓缓地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使得他那本来就威严的神态越发显得有点可畏了。接着，他方说道：
“军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说实话，尤其是在大战将即的前夕，就更需忌说虚话和废话。时下，我们对流窜到湘南共匪的实情都知之甚少，但他们西窜的兵力绝不会比在赣南、闽西时强。因此，我想根据我在江西近一年剿共的经验，向诸位将领谈谈他们诸军团的实力，或许更有所助益。”
何键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真想和他当众理论他准备的“敌情判断”有哪一处是虚话与废话。但是，当他想到对薛岳这样不懂政治，且又仗势欺人的军人只能以柔克刚之后，遂又把猝起的怒气压在心底，故作笑态地说道：
“薛总指挥说得好，下边请他实打实地讲一讲他所了解的共匪实情，为诸位提供可靠的参数。”
薛岳一听何键这短短的讲话中，竟然用了三个“实”字，心里更是觉得不是个滋味。但是，当他一看何键那做出来的亲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转念又一想，自己也应有政治家的风度，遂又讲了如下这段又臭又长、且史有所记的话语：
“红一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九年，曾在湘、赣边活动，战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一、二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辖第四、五、六师）非嫡系红军，一九二八年彭在湘军当团长，于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军官，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一军团；彭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勇沉着。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十三师、三十四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有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是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应加以猛击。红八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是牵制掩护军团。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罗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当过营长，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一、三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查红军总部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一军团之后行动……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动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薛岳讲到此有意停顿了一下，看看与会者的表情，遂又操着不容置疑的口气，作了如下判断：
“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